二、歌剧《卡门》的社会学分析

“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在于它们是对摆在其面前的、来自外界的问题所做的回答。所以，只有在与外界张力发生关联时，艺术中的张力才有意义。” 《卡门》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物质的繁荣与精神的发展严重失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恶性膨胀所带来的金钱崇拜侵蚀着人们的心灵，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另外，新兴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封建势力的垂死挣扎、城市贫民与无产阶级的奋勇抗争也使得当时法国的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异常尖锐、错综复杂。在小说《卡门》中，梅里美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是通过卡门、何塞这两个人物形象来表现的。作为吉普赛人，卡门集美与丑、好与坏于一身，有时她凶悍粗野，为达目的不惜一切代价而且不择手段；有时她又温情脉脉、侠义正直；面对爱情，她大胆追求；同伴有难，她会以诚相待、冒险相助。“总之，她那带有野性的狡黠的魅力和令人忧虑不安的神秘隐情，如同那冷酷无情、厚颜无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一样，成为人们的难解之谜。” 卡门虽然复杂而令人费解，但纵观其一生，不难看出卡门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由地生活，自由是她一生最大的信仰和追求，她虽渴望爱情，但倘若爱情束缚了她的自由，她也会断然丢弃爱情，去寻觅新的自由。在她看来，社会的一切都不能阻碍她的这种追求，除非她死了，但死也要是自由的。

显然，这个题材根本不符合法国喜歌剧所要求的那种典雅的氛围和喜庆圆满的结局，如此夸张的人物和情节在今天看来仍旧不可思议，更不用说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之下了。“但艺术形象的可信程度，只有当这个形象真实地反映现实的本质方面时才有意义，而为了揭示现实的深远内涵的某些方面，常常需要对‘生活本身的样式’进行极大程度的夸张与强调，甚至夸大到离奇怪诞的程度。” 作曲家比才敢于直面传统，坚持要把这个悲剧引入喜歌剧。脚本作者梅拉克、阿莱维为了缓和戏剧构思对现实社会的披露程度，经比才的同意，对小说做了系列的修改。歌剧删除了小说中多处的自然主义描写，原著人物的鲜明棱角也被精心加工润色，卡门、何塞都变得更加“温和”了。卡门变成了一个渴望爱情、渴望自由的吉普赛女郎，面对爱情，她大胆坦率、敢爱敢恨；面对危险、死亡降临，她不慌不忙、直言相对。在歌剧中，何塞的罪行也减少了许多，使人感觉他只是痴情，仅仅为了得到爱情，才铤而走险、越陷越深，最后杀死卡门。显然，歌剧中的何塞并不像小说里那样令人恐惧、厌恶，而且他的未婚妻米开拉的出现，一次次唤起他对母亲和家乡的美好回忆和眷恋，进而塑造了一个温厚、纯朴的人物形象，使人感到他全部身心都已被爱情所征服。这一点和原著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小说中不起眼的斗牛士鲁卡斯经过改变在歌剧中却成了第三号重要的人物，他的几次出场对悲剧情节的发端、发展及结局都起着重要的衔接作用，而鲜明流畅的《斗牛士之歌》又使得这个人物的意义更加彰显。

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及梯耶尔反动势力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使得法国内外局势变得动荡不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民主倾向日益高涨，因此，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思潮在法国文艺界成了主流，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经历了梅耶贝尔大歌剧的富丽堂皇和奥芬巴赫喜歌剧的逗乐打诨，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歌剧发展陷入了新的僵局，歌剧界急需注入新鲜的血液。顺应这一潮流，新生代作曲家比才脱颖而出，他们憎恶黑暗的现实，积极赞扬民主，《卡门》即是外界环境与比才内心世界碰撞的产物。作品以鲜明的民主倾向、丰富的社会内涵及其精湛严谨的艺术手法为法国歌剧开创了崭新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美学理念，不仅震撼了当时的法国，而且对19世纪末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和东欧、北欧民族乐派歌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才也因这部杰作而跻身于世界歌剧大师之列，被誉为“地中海艺术的太阳”，与威尔第、瓦格纳等音乐大师竞相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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